9月第一場放映 ——《一個武生》及「焦點訪談」

卓翔談到對中國戲曲的興趣源自就讀演藝學院期時曾觀看白先勇先生策劃的青春版牡丹亭，那次的經驗令他反思如何可以拉近戲曲跟年輕人的距離。導演坦言最初的構思是拍攝一部劇情片，但由於實行起來困難重重，所以轉而想以此作為研究的題目，然後發現紀錄片也是一個可行的媒介，他搜集到的資料也會有用武之地。開始時卓翔是想以崑曲為主題，奈何這種藝術形式對當時的他太過遙遠，只好改以粵劇為題，於是便有了《乾旦路》。

至於為什麼兩部紀錄片都是聚焦在中國戲曲時，導演表示除了是因為對藝術形式有興趣外，更大部分是由於箇中人物的狀態和堅持。藝術這條路從來就不易行，從事傳統戲曲就更加是困難重重，但兩部影片的主角仍然堅持用他們的身體紀錄、承載我們的文化，而這種堅持深深觸動了卓翔，亦驅使他以紀錄片為媒介，分享他們的故事。但導演補充，他並非刻意要找兩種藝術形式中最邊緣的角色 (粵劇的乾旦、崑曲的武生)，而是偶然認識了那些人物，被他們的狀態所觸動，才有這兩部影片的誕生。

主持人譚以諾先生繼而指出，《一個武生》其中一大主題是有關傳統文化的承傳，片中柯軍向楊楊說他已被選為崑曲武生的承繼人一幕尤其點題，那導演本人又如何看待楊楊所要肩負的傳統的重量及當中的孤獨感？

導演認為楊楊對於成為承繼人的掙扎是明白自己一旦扛下這個重任，他就不能言退，前路亦會十分險峻，而同時他又清楚知道他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武生之路只有他一人仍在堅持，並非因為自己尤其出色。這種知道自己是維持傳統的人，但又覺得自己不能被看見的矛盾的心情便造就了一種戲劇性。

片子紀錄了楊楊所走的兩條截然不同的路，一方面在傳承，表演傳統的崑曲劇目，另一方面則走到當代劇場作嘗試。卓翔認為楊楊是有別於傳統演員，他不會默守成規，只一直表現傳統劇目。在他成為柯軍的承繼人後，因為柯軍跟進念．二十面體的聯繫，就得到走進當代劇場的機會。而在當代劇場中，楊楊不再如在傳統崑曲中只擔任配角，而是可以一嚐作為主角的滋味。這樣的機會令楊楊可以被更多人看見，而導演認為這些經驗對傳統演員來說是好事，傳統和當代藝街可以相輔相成 — 傳統的技藝可以放到當代劇場，而當代劇場的思維又可以豐富傳統演員的修為和擴闊他們的思想。

有關片中主角的後續發展，卓翔補充說，楊楊仍然待於同一個劇團，亦有繼續和進念合作。除此之外，楊楊也開始嘗試電影方面的創作，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部電影，在電影的空間裡表達自己。楊楊的路對很多人來說是不安本份，但導演則認為楊楊從來沒放下過自己武生的身份，而是一直以不同的身份嘗試做跟崑曲有關的事。

 

在主持人和導演深入對談後，現場的觀眾也接連提出了不少有趣的問題。有觀眾好奇楊楊在當代劇場中找到生存的出口，那卓翔開始拍攝時楊楊是已經找到了出口，還是他是一路跟隨楊楊，目睹他逐漸在劇場中找到出口的過程？卓翔回應道他在2012年開始拍攝時，楊楊已經有在表演在片末出現的與崇禎皇帝有關的劇目，所以一開始他已看到楊楊如何運用他在當代劇場的經驗，並把自己從一個演員轉化為一個創作者；從被動到開始尋求主動性。而這些跡象在拍攝過程也因為楊楊的遭遇而越發明顯。所以某程度上，卓翔是先觀察到這些線索，然後再追溯為什麼楊楊會由一個傳統演員變成現在的他。

《一個武生》和卓翔前作很不同的一點是這部片子的配樂幾乎都是鋼琴曲，電影開始的一段更是用了巴哈著名的郭德堡變奏曲。導演解釋之所以會在一部以中國戲曲為題的紀錄片大量運用西方音樂是因為兩者其實很相近。以巴哈的音樂為例，郭德堡變奏曲為古典音樂，但不同的鋼琴家會有他們各自的演繹，而這些演繹往往是有別於傳統。這種演變過程和崑曲是相通的，兩者都是一種傳統藝術，但在不同人的接觸下，就會有新的傳譯、新的理解，但從中演變出來的東西還是否屬於傳統呢？導演試圖透過這種安排，讓戲的內容及音樂帶出有關傳統及創新的對話。而這種音樂上的混搭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進念劇團的影響，劇團中的演員會用一些較摩登，或節拍強烈的音樂去配襯傳統的戲劇動作，卓翔觀察到當代音樂其實會給予演員更大的自由去發揮。所以卓翔在製作這部紀錄片時也給自己下了一個挑戰，嘗試用比較當代的音樂去配襯，覺得都未嘗是另一種說故事的方式，所以就有這般的選擇。

另外有觀眾認為這部紀錄片很特別，因為可以看到導演的拍攝取向非常專一，只專注在楊楊身上，所以對導演如何選取及鋪排拍攝的素材尤其感興趣。對於卓翔來說，每次拍攝紀錄片都有一個考量——有沒有足夠的拍攝素材。然後在建立結構時，以《一個武生》為例，卓翔想突出的是楊楊的角色轉換，是他如何從一個演員轉化為創作者的過程，所以在影片中，他對楊楊的家庭背景及關係的著墨較少。但當他要處理這些相對次要的素材時，他往往會選擇最具代表性的場景。如片中楊楊回家吃飯的一幕，可以看到楊楊和他父母都沉默寡言、交流不多。導演解釋，這絕非代表雙方之間沒有一些輕鬆的時刻，只是從卓翔觀察所得，楊楊和他父母的關係的確是比較疏離，所以他希望利用那短短的一幕，清楚地呈現出這種疏離，而把一些可能會擾亂觀眾的訊息刪走了。

 

有觀眾則提問，既然武生並不是崑曲中主要的角色，為什麼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又會選了武生這個角色？導演就指出其實這種繼承人在中國內地人很常見的，基本上每個行當都有。而且，雖然武生是崑曲中可算為一個邊緣的角色，但在表演中依然不可缺少，所以仍然要一代一代地承繼下去。

在電影尾聲，楊楊多次提到如果一個人沒有達到像祟禎般那麼絕望的地步就不應放棄，觀眾想知道的是，究竟是楊楊本來就是一個這麼樂觀的人，還是純粹是導演自己想傳達一個正面的訊息？對卓翔而言，楊楊是一個非常樂觀及單純的人，他深信一個人只要想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夠做到，而正正就是這種衝勁令他敢於嘗試，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走入當代劇場，嘗試創作，涉獵電影。但再樂觀的人，在長期處於一個邊緣的位置時亦會產生一些負能量，當這些負能量無處宣洩時就產生很多楊楊所面對的掙扎。直至當他找到祟禎皇帝的故事時，他覺得自己的情況並不是完全絕望，這種領悟令他終於消化了他的負能量，並繼續走下去。

至於為什麼卓翔會如此關注年輕演員？他回答是因為他關心的是戲曲的未來。主流媒體上所見到的，大多都是一些已經成名的老一輩演員的報道。但年輕演員才是戲曲的未來，而如果這些年輕演員不被看見，不能繼續走下去的話，戲曲就不能繼續流傳。他再三強調，戲曲文化這個表演藝術是不能只記載於書中，必須以人的身體去承傳、去紀錄。所以他寧願以他的電影作為媒介，讓更多年輕演員被看見，讓他們更有信心，更加確信自己選擇的路。

譚以諾先生最後提問當卓翔以一個香港導演的身份去拍攝一種傳統中國內地的藝術形式時，有否受到其他人的質疑，以及，《一個武生》雖然是關於中國的傳統戲曲，但迄今為止，影片的放映大多是在香港，在未來會不會有機會在內地辦放映會，讓更多人可以看見？卓翔則回應其實遇到的質疑與地域關係不大，只要你拍攝的是某一個專業時就往往都會被人質疑。至於在內地放映《一個武生》，導演坦承現在在內地辦紀錄片放映是有難度的，尤其是沒有人幫忙聯繫、搭橋樑時。但他都希望將來會有機會在內地播放，及可以讓更多大中華區的人看到這部紀錄片，令他們不要只單看媒體的報道，而是看到背後，原來有這些人存在過、努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