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第二場放映 ——《冲天》及「焦點訪談」

應亮﹕大家好，坐我身邊的就是這部電影的導演 —— 張釗維。我想先了解關於這部片子的背景，製作的原由，導演跟這創作之間的緣起。

張﹕其實這部片子是有一點點被委託製作的，我是在CNEX擔任製作總監的工作。在2013年底時，台灣有一個社團法人叫中華文化總會。當中是有一點淵源的，當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在內地進行時，蔣介石在台灣舉行了一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以它一開始是帶有官方性質的。然後在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這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就轉型，成為了一個非政府機構，叫中華文化總會，但實際上這個機構的董事很多都是退休的政府官員或領導人。

然後在2013年，馬英九執政的時期，他是這個會的榮譽會長，會長則是劉兆玄。劉兆玄曾經是馬英九的行政院長，同時那時總會的秘書長是楊渡，是台灣一個很有名的文化人。因為2015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中華文化總會就想拍一部紀錄片來紀念這個年份，而由於我和楊渡是多年的好朋友了，所以就開始跟我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劉兆玄會長就忽然拋出了一個想法，提出不如做一個空軍的故事，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名空軍將領，所以劉會長就從小到大就知道那些故事。但是台灣就從來沒有一部影片是說那群空行人員的故事。在2014年春天，我們就開始了調研的工作，然後拍攝，並選了在2015年8月，抗戰勝利的日子作首映。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應﹕我在這個活動前先看了一遍影片，看的過程中會有跟想像中不一樣的地方。我本來期待會有很多歷史資料，或者是一段很專門性的軍事，還有技術方面的呈現，但發現原來不是這樣的，反而是更個人生活一點。譬如說第一段故事就是一個感情故事嘛，談愛情、家庭，延伸到後來跟眷屬之間的通信，都讓我感到比較新鮮及有一個與看之前不同的認知。

張﹕雖然我從小是一個軍事迷，對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也不陌生。但是深入當中的細節時，就有一定的難度。像你剛才說的，軍事的技術面、戰爭的細節。雖然我們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會讀到相關的描述。但經過這麼多年後，即便是一場戰役，兩邊的說法可能也不一樣，也很難去求證。所以在這麼有限的時間內，我們首先就排除了對戰事層面的探討，因為要花大量，起碼兩、三年的調研工夫才有可能。另外就是我一開始在做這個影片時，有一位前輩就提醒我要多注意這些飛行人員的眷屬。到我接觸那些材料時，我就發覺真的是有血有肉的故事。所以很早就決定要用從個人的故事這樣的角度出發。而且這些飛行人員身邊也總會有女性的存在，不管是他的妻子、女朋友、母親、姊妹、女兒，就想從這樣的角度來尋找故事，也能讓我們更有效率的運作。另一個原因是從一開始我就不想做一個純粹很陽剛的故事，很多人會先入為主認為談空行員的影片就會非常男性英雄主義，可能很多軍事迷會很期待，然後女性觀眾就認為那是一個男人的世界，於是不會進場看電影。但我就想在七十年後我們再來回顧這個戰爭時，雖然打仗的都是男性，但戰爭影響的其實是他們背後的家庭，這個影響是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的，這也是我當時的一個想法。

應﹕我第二次看的時候，比第一次看的多了一點，也有一些地方讓我驚艷。就是拍紀錄片，尤其是歷史紀錄片，它的材料有限，而當中牽涉的人物往往也已經去世了，那可以怎麼呈現呢？另外就是影片的切入點跟平常的歷史紀錄片的角度很不同，方式上也很令我意外。例如在每個時間段落中會運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包括旁白、人物的採訪、定格的對話、動畫、當時的圖片、重現等等，看的時候就覺得非常豐富。不管是視覺、聽覺都給觀眾帶來一個很舒服的經歷，但當中又有一些不可繞過的嚴肅的歷史資料及事件，所以也想知道當中的平衡，就是導演在拍攝時拿捏的分寸。然後片子也出來三年了，導演一定有聽過許多反應，那自己的評估是怎麼樣？

張﹕這個是一個很漫長的問題。像你剛才提到，我們的確有面臨到歷史資料不足，或資訊斷裂的問題。潛意識裡就會有一種恐慌，想盡可能地找更多資料。這是第一。第二點就是運用了很多的呈現手法，一開始製作時就知道必須要用到動畫。我這樣說好了，一開始我們就為影片的方向設了幾個條件，第一個是我希望年青人跟女性能進來看，基於台灣的政治氣氛，我們現在已經不怎麼討論抗戰的事了。第二個條件剛才說過了，就是希望有女性的角色在。第三個條件跟第一個類似的，就是要說戰鬥機飛行員的故事，因為他們會比較抓眼球，作為一個吸引觀眾的出發點。但戰鬥機飛行員的陣亡率很高，所幸有身邊的女性幫他們留下了一些故事。還有一個就是﹕我要第一手材料來訴說。所以你會留意到跟一般的歷史紀錄片很不同的是，這裡頭沒有歷史專家來跟你說戰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片子也不是從一個領導人或指揮官的角度出發，直接就是從戰場上第一線的年青人的角度來處理。

另外在我剛開始在做這個片子時，曾跟英國一名製作過很多歷史紀錄片的製片人聊天。他說，你知道2015，就是戰爭結束70週年跟戰爭結束80週年會有什麼分別嗎？分別在於70週年時，參與戰爭的人可能還在，80年的時候可能就不在了。那名製片人本來是想指出他們的過世可能會導致有更多關於戰爭的新的看法或史料被呈現出來。但他的那番話卻讓我意識到這可能是當時那些年青人最後的機會去用第一人稱去跟我們講話，所以我盡可能的去尋找他們留下來的紀錄。

之於你提到的分寸的拿捏，就是從兩個方向﹕個人故事跟歷史脈絡之間的比例。這個其實有一點拉鋸，因為我研究生時是唸歷史，本身對戰事又很有興趣。所以剛剪完第一版的時候，歷史脈絡比你現在看到的還要多。但是我團隊裡有很多女性，我們在試片的時候就很有趣的，發現男性跟女性看的視角是不一樣的。女性看到個人故事、情感這些東西就會很有感覺，一看到戰事就會冷下去 ; 男性就恰恰相反。我在做這部片子的過程中就真的意識到男性跟女性所看到的世界是截然不同，而作為一個男性導演，我是作出了讓步，剪掉很多歷史脈絡的東西。第二點就是還是要有一個框架來呈現這些歷史脈絡，但不管是內地或是台灣的研究，都很少把中國抗戰放置在世界大戰的框架來看，所以我當時感到只能依賴西方的研究，不過西方對於這方面的研究其實很少，他們的焦點多集中於歐洲或美國和日本之間的戰事。剛好在2012、2013年，忘了是牛津還是劍橋的一位印度學者寫了一本關於中國抗戰的書。那本書對我的幫助非常大，讓我可以從一個相對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狀態。

應﹕我沒有記錯的話。去年中國政府把中小學教材內八年抗戰的說法改成十四年，對這點你有什麼看法？

張﹕我覺得一場戰爭的界定，尤其是中國大陸在歷史觀上，一直強調人民戰爭嘛，包括在談太平天國，國共內戰等。十四年的說法大概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八年的說法就是從政府對政府之間宣戰的一刻界定，我是這麼看的。

應﹕說起感情，說到在這樣的歷史處境下人的狀態，我就有一點想分享。因為去年香港上映了兩部跟二戰有關的電影，碰巧兩部也是有談到二戰空襲後要撤退，一部是諾蘭的《鄧寇克大行動》 (Dunkirk) ; 一部是《編寫美好時光》，這是有關二戰時BBC要拍電影激勵士氣。因為我是第二次看，有一個段落就讓我有同樣的感受，就是林徽因接連收到信，得知認識的飛行員，包括自己的弟弟也去世了。這是重慶大空炸的時期，就是最嚴重的時候。那兩部外國片子也是設在最黑暗的時期，就是身邊的人可能突然就會死去的一個階段。在這樣的時期中，人不會想像到勝利的境況是怎麼樣。另外在黑暗如此深的階段，人是怎樣應對、處理。這是我剛才第二次看的時候，感受比較深的一段。

觀眾﹕導演你好，沒想到進來看這部片子是會掉眼淚的。我知道這部片在台灣跟內地也有放映，想知道兩地的觀眾的反應是怎樣的？

張﹕兩地上映的方式不太一樣，台灣就在院線上映了一個半月左右，嚴格來說也不算是上映，只是在幾個廳上映而已。然後有在台灣發行DVD，有在不同的電視台播放，也有要付費的VOD。在大陸就因為沒有龍標，所以就沒辦法進院線。不過有很多落地的放映，此外就是2016中到2017在愛奇藝上，是會員的話就可以看到。然後就從今年年初開始可以在騰訊視頻可以看，所以說在中國是有方法可以看到的。至於中國觀眾的反應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不太確定有多少人看過，但好像在豆瓣上，現在評分是9.2吧，我也覺得蠻奇妙的。

像剛才說過，這部片子已經3年了，理論上分數是會下降，但今年年初內地有一部電影叫《無問西東》，是清華大學100週年拍的一部電影，裡頭有四段故事。有一段是在講在抗日期間，王力宏飾演的清華大學的學生到了西南聯大，遭遇到空襲後就決定去當空軍。這部影片在大陸引起了很多討論，票房好像是七億人民幣吧。因為這部片，連帶著大家就說﹕你們應該要去看《冲天》。還有就是大陸有一個叫魅藍的手機品牌，有一天我就收到魅藍的公關的信息說想要跟我談談《冲天》的合作，本來我會擔心這會否太商業化，但那公關就解釋因為他們的老闆看過《冲天》後就非常喜歡，想要在發佈會上運用一些《冲天》的元素，表示他們新推出的手機也是帶著一種這樣的精神吧。就是…這部片在中國大陸有很奇妙的生命力吧。

觀眾﹕那台灣呢？

張﹕七十週年時大家都在談空襲。我是台南人，那時我媽媽的家就被空襲，還好那個炸彈沒爆炸。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天，我爸爸被徵叫到日本海軍去，後來就受傷被送回台南的醫院。突然有一天他就說他不要再住院了，就自行出院回家，隔天那個醫院就被炸了。我在這部片子中沒有特別要強調敵我意識，反而是想特出戰爭的爭議性，假設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場戰爭的發生，哪它的爭議性何在？敵我的意識……其實不論什麼國家的年青人面對的處境都一樣吧。重慶被炸、台灣被炸、日本也被炸。我希望這部片子能讓大家感受到在這樣的災難下，這些年青人的遭遇跟心情是怎麼樣，我想這部份其實是可以共感的吧。

觀﹕我是在香港中學任教的歷史科老師，香港的課程其實是很不夠時間，我必須在兩課，就是一個半小時內把抗戰說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過這部片子如果能在課餘的時候跟他們分享其實是很好的，他們就可以感受到那種殘酷。我有兩個問題，因為我是教中三的，就是十五、六歲的學生，然後課程就是由清朝至國共內戰。但我在說清朝時，學生的反應就是這些跟他們完全沒有關係 ; 到了現在我在教民國時期，他們也是同一個反應，我可以想像到我在談內戰時也會是一樣的回應。我就想知道台灣的情況也是一樣嗎？

張﹕對，也是類似的情況吧。不過像剛才應亮說的《鄧寇克大行動》，還有今年的《黑暗對峙》(The Darkest Hour)，我的意思是說在西方，在荷里活的電影，每一年必定會有這些題材的故事在被說，也很好看。我不知道他們的年青觀眾會不會很多，但想必也不少。問題就是在香港、台灣、大陸，我們真的有好好地去探討及呈現當中的故事的作品實在太少。難怪年青人會不感興趣，因為我們沒有向他們提供足夠的東西呀。我經常在說，《冲天》裡面的每一個人物的故事都值得一部荷里活的大製作。我做完這部影片其實有一個感觸，就是這些事件大部份我以前有在歷史課聽過，但到真的去接觸那些空行員、去訪問他們的時候，他們全都九十幾歲了，然後在跟我說他們七十年前的故事。 許希麟跟齊邦媛留下的那些文字，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龐大的心靈資產。你看到那一代的人在如此慘烈黑暗的時期，他們怎麼樣去面對。死的人就死了，然後活下來的人怎麼樣把那些記憶、情緒保留下來，這些文字好多都是在五、六十年後才被寫出來。這種保持記憶的能力，那個是我很難想像的。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作為創作人，還有很多可以做的。那如果我們沒有做出來，那年青人當然會覺得跟他們無關呀。我只能說，只要有機會，我們都努力繼續往前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