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刊_左邊的風光2009-12-30

 

東周刊 A052-055 | 人物傳奇 |

撰文：黎然 攝影：張恩偉 設計：鍾達仁

 

 

走上巴士，張經緯在左邊的座位坐下，「揀了左邊，就看不到右邊的風景，既然是選擇了左邊，就不要覺得損失另一邊的風光。」

 

張經緯常對記者說「平衡」，也說「取捨」，選擇拍紀錄片、獨立短片，他就知道不能住千呎大宅，沒有林寶堅尼；做音樂十年，三十幾歲才開始拍電影，他不嫌太遲，「我之前拉大提琴，也認真地努力過，那些磨練沒有損失。」

 

他認為香港的光譜太窄，不平衡，社會單一化不接受紀錄片，未必接受黃家正，更不接受他最常拍的綜援戶。只有《音樂人生》在台灣金馬獎連中三元，才能在戲院正場上映，才引起觀眾討論，光譜原本去不到的地方，才有機會照到。獎項使他這邊車窗風光明媚，但走下去，盡是未知之數，「已經不是個人問題，我想為這個片種做點事，已經盡了力，唯一想的，是繼續拍下去。」

 

獲得金馬獎，令《音樂人生》有機會出戰聖誕檔期，與《阿凡達》、《十月圍城》等國際大片一較高下。

「站得住腳，已經好滿意。」《音樂人生》十二月十日在百老匯院線兩間戲院正場上映，首星期每日放十數場，第二個星期維持每日三、四場，聖誕周檔期，仍然撐得住，「場場差不多滿座，院方好滿意，有想過加場。」紀錄片挑戰劇情片，先在金馬獎成為獲獎最多的紀錄片，後來上映正場，平均入場人次曾僅次《風雲２》，張經緯特別緊今次票房，「現在不是個人問題，好想多些人覺得紀錄片是有希望，否則無人會再拍，無老闆會覺得掂。」拍這類型電影，要很懂得計數，「從不會自掏荷包拍戲，因為我視之為職業，必需找到生活，如果貼錢去拍，只是嗜好。

 

「浪漫地比喻，愛分兩種，一種是不顧一切要纏在一起，工都唔返，另一種是要給對方好的生活、舒適的家庭，我對電影的愛是後者，要長久地做下去，不是有錢就拍，無錢就去教兩年書。」

 

「問題是如何運用金錢，租camera一日幾千蚊，不如買下來，錫住用，幾年後賣出去，resell value都仲有一半。」拍攝計成本，接拍甚麼也要算到盡，「不可以乜都拍，汁都撈埋就死，要擇肥而食。」他會幫人拍宣傳片，中大醫學院沈祖堯教授也是他的客仔，「會拍教學性的片，例如大腸癌手術點做，這些story telling對我來說好簡單，一兩個星期就搞掂。」「我計得好盡，幫我做的沒有義工，個個有錢落袋，我不會出賣人家對電影熱情，要人車錢都自己出，從來不會。」《音樂人生》悄悄起革命，張經緯認為，普遍港人還認為「不是一回事」，「香港人很不慣看這種電影，會睇到渾身不自在。」「香港人受填鴨式教育，看電視亦然，任何時間坐低不用五秒鐘，就看得出演員誰是忠誰是奸，畫出來一樣。」紀錄片沒有如此片面的黑與白，觀眾看不慣灰色地帶，還會向他追問「究竟想表達甚麼？」，期望由導演親自解說。

「每個人都應該有不同的interpretation，根本應該是這樣的。」「香港是很單一的社會，單一到不接受與自己不同的東西，例如新移民，歧視得好緊要。」張經緯於O六年拍《歌舞昇平》，最近也在趕拍《一國雙城》，都是關於綜援戶和新移民的紀錄片。

 

「我在拍一個福建女人，十多年來福建香港兩邊走，是香港鬧得最臭的那種，兒子是香港人，兩個人食一份綜援，一千六百元，你估好爽？」香港人喜歡笑人廣東話不純正，埋怨他們來港剝削資源。「你以為她不想搵工嗎？一千六百元一個月可以印印腳嗎？人性是不停想改善生活還是自甘墮落？她一定想過得更好。

 

「人需要安定，無端端離鄉別井需要好大動力，有好熱切的期望，否則不會離開。」

 

張經緯也試過離鄉別井。

 

原本是演奏出身，張經緯十一歲開始拉大提琴，十六歲中學畢業後入讀演藝學院主修大提琴，成為首屆畢業生，與同學組成香港小交響樂團，當上大提琴副首席。

 

「古典音樂這個圈流動性很低，香港來來去去也是那兩個樂團，教學最好的都是那幾間，我已經在拔萃教喇，一係考上去香港管弦樂團囉，但考到又如何呢？

 

「工作了四年才二十四歲，睇到往後的路，如果六十歲退休，還有三十多年，覺得應該要花點時間出去看看。」離開香港到紐約，一去十年，在紐約市立大學的Brooklyn College分校唸碩士，最初唸音樂，後來他轉讀哲學，再後來選修電影製作，「雖然不是移民到美國，但好明白新移民的想法，好有期望，好想盡量學，癲起上來一個學期讀二十個credits。」慶幸當年沒有被歧視，紐約人的包容性較香港人大。

 

「回到香港看到那些新移民，是比我們勤力，他們某程度上在帶動我們的生命力，不是他們捱七千元一個月，做足十二小時，怎可能幾十元就飲到個下午茶？」

 

O三年決定回港，因為他終於找到屬於自己的事業，「無想過會去那麼久，因為太多想學，後來摸清真的想拍電影，考慮哪裏的機會較多，決定回來試試。」他的畢業短片講香港回歸，入圍當地的Sundance 電影節，一個美國很關注的電影節，「入圍在學校來說是『好爆』，所以學校好重視。」但吊詭的是，這條片張經緯故意用違反拍電影的「中線理論」而拍，鏡頭連接得很「跳」，從不規則的角度去拍攝。

 

「是刻意要破壞這些規矩，專登搵個鏡頭由側邊影，cross到正一正。我總是對所謂的規範不太服從，我要理解，否則不鍾意聽。」小時候他不肯穿校褸，十幾度都只穿白恤衫就上學。長大後拍片要隨心，要行自己一套。

 

電影在金馬獎中揚威，總有人批評不值得，「聽到有人說好彩，唉，甚麼都是好彩，我出街無撞死都好彩啦，如果甚麼都說成好彩不好彩，就甚麼也學不到。」不過在他眼中，《音樂人生》也是不完美，「下一套永遠才是最好，否則我失去了那種熱情和衝動，一早就收了皮。」之前花了十五年在音樂路上，直到三十多歲才找到電影事業，遲嗎？「不可以這樣看吧，但以後要把握時間囉，不會有時間做其他事。」包括訪問，張經緯拍拍記者的膊頭示意說。

 

「以前學音樂一樣好認真的，練琴練八個鐘，這些精神磨練對我好有用，好多人覺得剪片痛苦，我習慣了。

 

「太遲？無辦法，也是坐車坐左邊還是右邊的問題，你應該enjoy看到的風景，如果兩邊走，真係跌死架車度。」張經緯選了紀錄片，這邊車窗外已看到曙光，日後風景如何，仍靠他自己的努力。

 

在金馬獎頒獎台上，張經緯激動地向老師許鞍華道謝，其實他在OO年參加港台的劇本比賽，許正是比賽的評委之一，許鞍華更找了他寫《天水圍的夜與霧》劇本。

 

「我稱呼她許小姐，不會叫她阿Ann，因為我好尊重她，有甚麼困難都第一時間問她意見。」張說，許鞍華曾形容他是「性格比較差」的人，因為想法較負面，「例如很多人會想兒子將來會做科學家、諾貝爾獎，但如果他是混世大魔頭、殺人犯係咪我的責任呢？自己無計劃生仔。」但他強調，好與壞其實是「equally possible」，自己不是特別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