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外_從個人到公共：集體孤獨的乾旦路

號外City Magazine | Issue Mar 2014 | P.116 | Cultural Pages/Movie Special

 

從個人到公共：集體孤獨的乾旦路

 

 

 

Interview and Text by 蔡倩怡

 

《乾旦路》去年上映曾在本地文化圈引起小騷動，「文藝復興公民沙龍」再次放映，探討香港文化藝術空間的匱乏。乾旦，意即由男性飾演旦角，粵劇界寥寥。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的導演卓翔選擇關注傳統藝術較被人忽略的一環，紀錄年青粵劇演員王侯偉與譚穎倫的艱難前行，窺探香港文化生態重重難關。電影回歸紀錄片最核心的動人之處：以人為本，以最真實的生命帶出主題，層層剝落。

 

兩名主角道路不同，又處境相似。王侯偉30 出頭，堅持唱乾旦，演出機會不多，只能充當粵劇表演主持及投身粵劇教育。譚穎倫自習乾旦，形神俱備。但長大變聲後不能再演旦角，唯有改演生丑，一邊唸書一邊表演。電影融合了譚穎倫11 歲與16 歲的片段，前者為王侯偉於2004 年拍攝，譚穎倫仍對粵劇表演懷著純真的熱情；後者則是導演紀錄當下的王侯偉，相距5 年，譚穎倫由旦轉生丑，演出機會不少，卻難掩滄桑倦怠。

 

電影反覆出現二人獨行的身影，縈迴著一種巨大而莫名的孤獨。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認為，「這套電影討論了青年如何真正面對自己的問題，面對自己是誰、想要什麼、如何走這條路。他們二人也是在那個環境裡面對自己，堅持自己的路」。

 

電影捕捉了二人內心的掙扎，選擇的困惑。王侯偉坦言家人的冷漠；譚穎倫對兼顧學業與表演的心力交瘁，種種困苦也只有自己明白。然而，內在的孤獨辛酸卻可以轉化成力量。「進念．二十面體」創辦人及聯合藝術總監榮念曾亦言，藝術需要回到自己，問自己為什麼要做，同時需要有commitment，反覆自省。這種反省更可影響公共，讓政府反思整體的文化政策。我們常言公共主宰個人，卻忽視了個人內在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公共政策分配社會資源，劃分了你我之別。在香港，文化藝術總被投放於邊緣的位置。導演卓翔認為，「很多時候我們也會將不同東西分類為主流、非主流，將一些少人做的東西稱為偏門、冷門。但究竟是誰才有權利去定義？而這種定義往往造成環境有很多壓力。這種壓力更會令藝術家本身也無法相信該樣藝術能成為他的職業。

 

電影中令人最心酸的，就是每次譚穎倫「裙拉褲甩」從學校走到表演場地，在車上也不忘溫習劇本。譚穎倫一年裡為了表演而向學校請假達70 天，卻仍堅持學業，因為一紙證書的重要。教育與藝術成了永恆的矛盾。茹國烈認為，「粵劇在香港的教育裡最難發生的就是由中學已開始培訓。」打好根基對粵劇等傳統藝術尤其重要，不少地區如台灣都在早期教育引入傳統藝術培訓。但香港正規藝術培訓最早也只於高中出現。榮念曾亦謂，「香港中小學小朋友學唱歌，為何不可以包括南音、加入體操和舞蹈呢？這樣才能夠讓小孩重新認識說話可以是唱歌；自己的姿勢可以變成身段。而不是直至大學才學習欣賞一種external form 的東西」。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藝術生計問題。電影裡，王侯偉的演出不足以養活自己，只好靠freelance 維生，亦為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常態。王侯偉在粵劇界難求容身之處，當然與粵劇在本地不斷萎縮有關。雖然粵劇場地並無減少，甚至西九戲曲中心也快落成，茹國烈卻坦言，擔心是同一班觀眾，無法拓展。榮念曾卻認為，西九不需與新光及油麻地戲院等「搶客」，因為位置很不同。「我也常提醒西九要有vision，三十年之後會變成怎樣呢？」西九作為一種概念性空間，能否影響政策與教育等根本問題，還看未來的發展。

 

《乾旦路》呈現了文化藝術之於個人與公共的辯證關係，點出了香港文化藝術生存發展的關鍵問題，就如導演所言：「所有小眾文藝工作者也在走乾旦路，一條逆流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