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_MUSIC LIFE 紀錄片人生2010-01-18

 

am730 M20,M21 | 特寫 |

文：小草 圖：LEO CHAN

 

 

他的父親是遠洋貨輪的船長，會在船上聽貝多芬，那是1960年代。

 

張經緯夢想成為馬友友，從11歲開始，拉了15年、每天拉8小時大提琴，是小交響樂團的創團樂手，然而最終還是放棄了，那是1980年代。

 

今天，他拍的紀錄片《音樂人生KJ》中，十一歲的天才小孩KJ(黃家正)，他竟然問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何當初有人？」在想來想去想不明白以後，他竟然自顧自的哭起來！結果電影為他在金馬獎捧回來三座小金馬。

 

童年的夢想，未必一定可以達成，但這一個潛藏在心中的夢想，可能會不經不覺地影響著你的一生。一月號的《號外》就紀錄了，憑紀錄影片《音樂人生KJ》，在去年獲得金馬獎三項大獎的導演張經緯，一個關於夢想的故事。

 

張經緯匆匆趕來，他說剛才跟許鞍華傾偈，大家都慨嘆香港的電影市場太窄，電影人到底應否北上發展。他倆是很好的朋友，《音樂人生KJ》也是阿ANN鼓勵他拍下去，往CNEX申請資助拍攝也是阿ANN作推薦。

 

電影到底跟其他生意不同，我們看的是本身身份文化問題，阿ANN不是拍那種收幾億元票房大片就會開心的人。我認為電影不純粹是生意，那生意的部份又不同於我的創作。我們雖然相差20年，但我幫她寫《天水圍的夜與霧》劇本時，我已經知道她想要的是甚麼，電影裡邊講到去醫院的一幕，我們都很感動，那不是技術而是純感受性的東西，一定要一位身處香港這麼多年，到了60歲這樣的年紀方才拍得出來。

 

香港電影的機會少，但我們要的不過是千萬元的製作，而不是數以億元的大堆頭製作，我想還是有這樣的機會的。正如他寫的《天水圍的夜與霧》得了獎，獲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最佳故事獎」，竟沒有找到投資者，最終只得拍了一齣《天水圍的日與夜》來籌錢，這樣都得。

 

我覺得跟生存的時代有所關係，若我生在七十或八十年代就沒所謂了，我對這個地方的根不會那麼深，偏偏我是生於1968年，一年前還有六七暴動。

 

我在紐約唸書十年了，但那邊的文化對我不算很TOUCHING，即使接受多少年外國文化，那依然只是外皮的東西。李安留在美國那麼久了，才算入到美國文化。我自己很難適應整個外國的電影工業文化，所以香港即使幾不好，我都仍然願意留下。

 

現時正幫香港傑青拍一齣禁毒宣傳，我不喜歡那些很口號式的東西，我喜歡這個PROJECT就是自由度夠高。過去兩個月我跟很多吸毒的小朋友傾過偈，時不時夜晚跟他們去石硤尾球場坐，大家成為很要好的朋友，會拍肩頭話：「係唔係FRIEND先！」我跟他們日夕相處，甚至很難得的走到他們屋企。

 

先前拍過一齣講綜援家庭的紀錄片《歌舞昇平》，他形容自己喜歡拍一些生活在邊緣的人。手頭還有一部演藝發展局資助的紀錄片臨近完成，講的是一個拿雙程證來港產子的福建女人故事。

 

今次的禁毒宣傳片其實是一齣劇情片，哈！我也不一定只拍紀錄片，其實我的劇情片也很紀錄片，我認為現今電影真實虛幻那條界已經十分模糊。反正是真正有可能現實發生的，你才會寫成劇本，才會拍得出電影。

其實年輕人今日都知道索K最終會每15分鐘要去廁所，連朋輩間都會互相勸告不要再食，但是最終還是會繼續食下去。

 

我認識一個年輕人，14歲蒲到18歲，已經再沒有氣力出來蒲了，今年二十多歲，想正正式式找份工作，但去見郵差有案底見不成，讀完展翅卻沒有公司承認，沒氣沒力連倉務員都做不到！也許這個深深觸動他的真實個案，就已經是下一個電影故事。

 

除了那一齣禁毒的宣傳片以外，手頭還會拍攝一位琵琶大師，在「芳華18」中演出的出色演奏者，但資金還未定下來。其實心裡邊還想拍攝一點國際性的東西。

 

我在荃灣這個地方長大，真的整個六十年代到今天都住在這裡，那時候還有菜田，還是一個衛星城市，我爸爸行船的，但很喜歡音樂，那年代真的是聽貝多芬那一種，還是用捲帶式錄音機聽的貝多芬，母親也在教會幫詩班彈琴，所以說起音樂淵源真是有的。

 

小時候母親真的想我學音樂，不過我一直沒有學，直至大個以後自己才去學大提琴，一直玩到入小交響樂團。

 

我成長階段一直都讀一些出名壞學校，大窩口的、石梨貝的，自己從來對教育制度都很反感，所以到今天仍未想過要生孩子去承受香港這樣的教育。人總有很大想頭，總想自己的孩子做音樂家飛機師，當然也有可能變成了大賊希特拉，你帶來這個世界就要負上責任。

 

我不夠資格評論香港的教育，但作為一名受害者，我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就是令學生不知道自己學的是甚麼，大部份我接觸得到的同學、或者有問題的學生，他們真的不曉得想東西，完全未開竅！

 

往後我到紐約市立大學讀音樂碩士，認識的同學真的有一種天才，而這樣的東西他明明知道自己沒有，於是毅然放棄15年的大提琴生涯，轉了去讀哲學，然後又選修電影製作，02年講香港回歸的短片習作《FAREWELL HONG KONG》更加入圍參加SUNDANCE電影節成為競賽作品。

 

香港的電影音樂都是現成取自外國的，很少港產片有請人配樂，《天水圍的夜與霧》其實很富歐洲電影感，可以看得人汗毛直豎，我個人是十分喜歡阿ANN的香港作品、喜歡她所講的東西，我認為港產片還是有自己空間的。

 

我沉迷音樂多年，有影評人朋友說你拍紀錄片也應該多看港產電影，於是有一段時間，兩、三個月，每天都去看早場港產片，看了過百套，最後看的是《殺破狼》，真的再也忍無可忍了，為何我小時候看新浪潮的徐克、到成龍的《醉拳》，到今天都沒有絲毫突破？

 

電影的本質，在紀錄片跟劇情片沒有甚麼不同，我看紀錄片不是一種社會監察的東西。觀眾入場都不過是想看一些有意思的東西，不只是快樂，更加是有人生的觀點，是有所期待的東西。

 

我拍紀錄片所得到的，不只是三隻金馬，我拍過的第一齣作品《歌舞昇平》，不是一種教訓，而是真的影響了我，那電影每個月到不同地區放映三次，我都有跟著去看觀眾的反應，看了四、五十場，我看到人們是如何理解這樣一齣作品的。

 

初時我對一部講音樂的紀錄片還是有所擔憂，畢竟香港上一次真正正式公映的紀錄片已是六十年代中越戰爭時的真實紀錄片！於是在電影節放映，反應很好，其後陸陸續續在戲院試著放映一百場都全滿座的。直至金馬獎破了紀錄片的得獎紀錄，獲獎以後每天放映八場，跟商業大片比較，我們平均的入場人數絕不算少，當然不是比票房。如果拿到這麼多獎的成績，還沒有人看香港本土的製作，我就沒話好說，可以說以後都再沒有人會拍紀錄片的了。現在放出來的成果票房不錯，總算可以向投資的CNEX有個交待。

 

我認為紀錄片將是未來香港電影的一個新方向，所以想出來講多些，讓人們思考紀錄片的社會意義，現在香港電影業出了問題，有很多病，我就是想看看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帶來一些革新想法，為香港電影打開一條新出路。

 

近年難得有CNEX這個組織，每年資助中港台各十齣紀錄片，這是一個難得機會，除了我的作品《音樂人生KJ》以外，另一齣CNEX資助的《1428》講述四川大地震的紀錄片，也剛剛在威尼斯獲得最佳紀錄片。

 

香港人對紀錄片的思維還保持在《鏗鏘集》那樣的傳統形式當中，其實外國的紀錄片已經很多元化，先前有食麥當勞都被拍成控訴的紀錄片、也有些索性剪也不剪，用一個LONG TAKE來表現紀錄片的純粹性。我認為紀錄片一樣可以有劇情、一樣可以批判現實、一樣可以反醒。

 

紀錄片最常被人詬病是客觀性的問題，但這樣的討論長久以來都存在，完全的客觀性不可能存在，你將鏡頭裝在甚麼位置、甚麼時候開機停機，你在荃灣或是尖沙咀取景，你有所選擇已不可能是客觀。

 

我曉得自己拍攝下來的不可能是KJ人生的全部，但有些報章就曾批評我的作品，認為可拍攝到別人人生的全部，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一種形而上介入其生活，從我看到理解到的角度去詮釋，當然這也未必完全客觀。因為我的成長經驗，對我理解KJ很有幫助，我也是從一個問題青年中成長過來、從愛上音樂反思中走出來、從反覆思考哲理性問題中走過來的。

 

好奇地談到KJ在電影《音樂人生KJ》中有幾個場面表現得十分傷心，但攝影機只是冷眼旁觀，從11歲到17歲認識了這麼長時間，有沒有想過停下拍攝去安慰一下朋友？張經緯接著說：介入主觀鏡頭裡邊的世界，其實會視乎情況而定，像KJ是個性格很強的人，他是個很主觀、很主觀的人，即使認識了這麼久，他仍是不會聽我的勸解。他曉得自己去勸解也沒用，所以選擇站在鏡頭後邊冷靜抽離地紀錄而不介入。但像拍攝戰爭、饑荒等問題又作別論，這裡邊已涉及個人良知的問題。

 

很多人問張經緯，跟了KJ這麼多年，究竟跟KJ的關係是怎樣的，我會說兩個人中間隔了一部CAMERA，那就完全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得清楚的事，究竟KJ所要說的話是對我或是對著CAMERA講的，背後有著多重而又複雜的關係。從DAY 1開始拍攝KJ，我就知道我們不可能變成那種一般的朋友，有時我想過放開鏡頭，大家作為一種單純些的朋友關係，但因為對自己的電影有著一種責任，最終還是放不開去。哈！我想我是不會再拍下去了，最主要是看KJ自己的選擇，也不容易再遇上同樣的題材吧！

 

他談起人們往往以為導演操控著攝影機，猶如上帝一般，然而導演其實不是真的很大權力，不是真的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他亦只是跟隨著自己的道德感去走，根據自己的宗教信念去走，來傳達一個更高遠的訊息。從前也曾經喜歡拍攝一個醫生的故事，但最終還是種種原因而要放棄拍攝下去，到今天依然感覺十分可惜！

 

哲學家DAVID HUME(休謨)說過：「所有學問BASE ON將來可能的重複。」我們喝一杯咖啡所以知道怎樣才好喝，都是憑著以往加多少糖加多少奶的經驗得出來。歷史從來都是被RE-INTERPRET，像歷史上女性的地位，當時是否沒有好好受關注，今天歷史都可以再重新以女性角度去解譯。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成就就是用今天資本主義去看明朝的歷史來重新解讀。

 

KJ曾在影片中說過：「若然世人都懂得音樂就完美，沒戰爭。」然而對人生歷煉得多的張經緯有點不以為然。就如希特拉也是喜歡華格納的，還有許多音樂是歌頌壯美的戰爭，像《1812》或者《進行曲》。他以為人性滲有太多的雜質，音樂只是呈現一個完美的世界，音樂的抽象，很難去到一種純美的境界。然而最終哲學家是否最佳管治一個國家的人，未必是這樣，這只是一個理想國的空想而矣！

 

他說政治參與的紀錄片很可悲，像中日戰爭的爭議，60年來依然爭論不休，人已不是單純的理性，而是有著感情，人因有感情而有私心，看問題就有了自己的角度。

 

我是相信人不是純理性的動物，而是在理性與感性之間。若是一個理想國，我們不可能好像今天的生活，人正因為有感情，可以感受到生活負載的TOO GOOD或TOO BAD的一面。

 

談到拍攝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分別，還可以娓娓道來拍攝《音樂人生KJ》的經驗，紀錄片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等待，可以拍攝以後放低，我要不斷在腦海中思考，這是我想要的一個休止符、一個停頓，等待它慢慢的沉澱下來。好像02年我拍攝KJ以後，有一個震撼的影子在我心裡，到08年再次浮上來，中間漫長的等待成就了一個時間的跨度。紀錄片既是紀錄了被攝者的故事、也在紀錄著攝影者的腳步。

 

很多人看過《音樂人生KJ》以後，都說影片中很有一種潛在的音樂感。音樂不同於辦公室上班，你即使童年時學過音樂，到長大以後，那種音樂的感覺已經滲入你人生裡邊，雖然我做不到馬友友，但至少學懂音樂，我會對聲音特別地敏感，在影片中不期然會想到用聲音去說話、用聲音去象徵代表一些東西，這些未必很有心很理性地去做，但已在潛意識裡做出來。看《音樂人生KJ》，嘗試讓那音樂流過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