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自道:張經緯
讀者文摘(中文版) P036-043 | 做自己 |
撰文:鄧明儀 攝影:卓珩
電影《音樂人生》在台灣金馬獎成為大贏家,它是近年華語電影的一股清泉。隨電影裏音樂天才黃家正的故事頁頁翻開,也同時把導演張經緯如何徘徊在音樂與電影十字路上的經歷娓娓道來。電影看似寫音樂,其實是寫人生 ── 既是黃家正與張經緯的人生,也是我們的人生。
張經緯有時會很隨意地把「我沒有想這個問題」掛在口邊,然後他又以不痛不癢的尋常口吻再補充:「真沒那麼戲劇性,人生許多事是像電影溶鏡(Dissolve)般,都是慢慢醞釀的。」成績優等,操行劣等《音樂人生》從去年七月在香港戲院上映至今十個月,由最初只一間戲院每天放映一場特別場,至高峰期共三間戲院加入放映特別場和正場,口碑載道,票房收入逾港幣一百二十萬元,創下近年紀錄片在香港票房的奇蹟。去年在金馬獎再摘下「最佳紀錄片」、「最佳剪接」和「最佳音效」獎的傲人成績;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也獲得四項提名。
今年四十二歲的張經緯,花了六年時間及九萬元,「一腳踢」炮製了九十二分鐘長的紀錄片。他透過誠實而冷酷的鏡頭,把音樂神童黃家正的音樂人生赤裸裸地展示觀眾眼前──領導魅力、桀驁不馴、叛逆瀟灑、恃才傲物、看透世情、熱愛音樂、寂寞悲哀,統統一覽無遺。「黃家正跳在你眼前,可以有很多種角度去看,是一個真正天才、一個普通青年、一個音樂狂人,還是一個貴族學生?同樣的一個黃家正,放在另一位導演手上,又會變成另一件事,這就是導演要做的工作。」張經緯在一次學校音樂節中,開始記錄十三位音樂神童,後來慢慢集中到其中三位,黃家正雖然不是最有名氣的一個,卻是最有張力的一個。於是張經緯開始追蹤這個生於富裕家庭、就讀名校、獲獎無數的天才故事。他於二○○二年隨十一歲的黃家正到捷克與管弦樂團演出,然後鏡頭交叉地轉到黃家正十七歲時,在鏡頭前溢於言表──如何自負地批評香港的比賽及考試規範、如何認真地思考人生的哲理及音樂的意義、如何狠狠地指控其醫師父親的偽善、如何對社會種種約定俗成的價值觀嗤之以鼻,都教觀眾感動及思考。
問張經緯是否有點夫子自道?他卻不置可否,「我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然後他停一停,想一想,繼續解釋說,他能抓住黃家正這個人物,是因為自己曾經學音樂,所以掌控得較得心應手。「很多事是憑直覺,想拍就拍,音樂是我感興趣的。我去找一個題材來拍,無論是劇情片或紀錄片,都是我對美學觀念,以及對事情判斷的一個整合。」而觀眾看到的,更是張經緯透過黃家正,對制式化教育的一種控訴。
電影最驚人的一幕,是黃家正控訴父親重視比賽的態度,令他討厭鋼琴;而張經緯則坦言:「過往不愉快的學校生活,令我不喜歡走傳統的路。」「孩提時父母替我報考住區內的著名官立小學,卻遭主考老師百般刁難。母親一氣之下,帶我報考另一間自詡『有教無類』具宗教背景的小學,但原來那是全區最差的三間小學之一。」雖然他每年考試都名列前茅,但操行卻是劣等,校方經常要見家長。「我對規範、紀律不感興趣,但在香港的情況,說得難聽點,是先管後教,這是統治者必然的心態。你是否學到知識不重要、你是否天才不重要、你是否有創意不重要,總之要穩定及平衡環境,任何破壞秩序的就是『罪人』。我在這樣的環境一定不開心,我討厭平庸紀律,覺得虛偽。」對同學們的人云亦云、唯唯諾諾,他亦無法苟同。「我與同學相處得不甚愉快,彼此價值觀不同。冬天氣溫十二度,人人穿校褸結領帶,只我一個穿白恤衫。」不是最好,也非最差張經緯父親是遠洋貨輪的船長,遊遍世界各地,因此把兒子取名經緯;母親是幼稚園的主任,並在教會司琴。雙親同樣熱愛音樂。「父母年輕時沒機會學音樂,但不知為何,我自小跟他們聽古典音樂,全套的柴可夫斯基、貝多芬交響曲及協奏曲。父親退休後更去學色士風,他比我有音樂天分。」母親從沒有望子成龍,只單純地希望三個兒子學點音樂陶冶性情,於是在張經緯十一歲時帶他到居所附近的音樂事務統籌處報讀音樂。後來兩個弟弟陸續加入,一個拉中提琴、一個吹巴松管(現時都成了音樂家)。張經緯學大提琴,平日在學校頑劣的他,在音樂面前卻變成一個乖孩子。「在音樂裏,我找到了滿足感。」高中時他想讀理科,卻被學校編讀商科。畢業後他不想做白領,便報讀香港演藝學院。沒有天分的他,唯有靠努力,每個週末在下課後背大提琴,坐來回六個小時的火車,到廣州跟華裔大提琴家戈武學琴。
張經緯就讀演藝時已在香港管弦樂團當特約樂手,幾經辛苦順利成為演藝學院首屆畢業生,是同屆唯一一個主修大提琴演奏的畢業生。然而,他自言永遠是「最好的當不上,最差的也不算」,畢業後在香港小交響樂團做助理大提琴首席,並在香港名校女拔萃小學教琴,生活應該很無憂。「每月賺幾萬元,二十歲時供樓養車已不是問題,但我做了四年,感到很苦悶和恐懼。」音樂逃兵,愛上電影一九九二年,二十四歲的他毅然跑到紐約,一心再將勤補拙進修音樂,目標成為馬友友級數的演奏家。拉中提琴的二弟考入世界著名的曼克頓音樂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他卻只能考入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修讀音樂碩士。後來,他在學校認識了一位日籍同學五條秀美,兩人閃電結婚,她也是《音樂人生》能獲得金馬獎最佳音效的幕後功臣。「二十六歲認識我太太,那不是一個競爭的問題,是一個了解的問題,是她讓我明白什麼是『才能』。她當時是學院管弦樂團第一小提琴首席,樂團亂了,我只聽得出亂了,她卻能指出亂在哪裏;許多音樂她聽一次便能默譜,但我就是聽不到。去到那關口,我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是愛音樂,還是愛自己多一點?愛自己的意思是,我要發揮自己最大的可能性,還是我能夠侍奉音樂便已滿足?很明顯我不是後者。」一切如夢初醒,他把自己重新梳理一遍,開始思索:除了音樂,人生是否還有第二條路可以走?結果,他選擇做音樂逃兵,在二十六歲放棄拉了十五年的大提琴,然後在大學尋尋覓覓,先轉念哲學,後修讀電影。「讀哲學原因是訓練思考,因為學音樂占據人生很多時間,一天練琴四至八小時,根本沒時間考慮自己的生活,不知道自己喜歡電影還是什麼。」張經緯初試啼聲便技驚四座,在學校拿了全年最佳製作獎,電影系給他獎學金繼續進修。之後不斷獲獎,其畢業作品《Farewell Hong Kong》短片打入了美國辛丹斯(Sundance)電影節,被《紐約時報》報導;第一部長篇劇情片劇本《上帝的蘋果》獲「中港台電影神話劇本創作比賽」優異獎;二○○五年編劇的《天水圍》獲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的最佳故事獎,後來被許鞍華拍成《天水圍的夜與霧》;首部紀錄片《歌舞昇平》入圍二○○七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其中一個競賽單元。
在音樂上,他不是天才;但在電影上,他找到自己的光芒。「第一天讀電影也不知自己有天分,是跟感覺去做。」越認識電影,越是喜歡電影,欲罷不能。
《音樂人生》中有一節講述黃家正領導學校樂隊參賽,冒被取消資格的危險,故意選了一首超時兩分鐘的樂章,然後跟同學們說:「比賽輸贏不打緊,最重要是享受音樂。」黃家正年紀輕輕,就能冷對勝負。對一向不受社會規範的張經緯來說,他同樣無視輸贏,得獎與否,對他的生活與工作並沒有影響。「我拍《音樂人生》,沒想過要得獎,沒有計算,人生太多計算是種負擔。很多人做剪接剪得不好,是因為不捨得丟棄,但我做剪接做得比較好,是因為捨得丟棄。即使最貴的拍攝場面,說剪就剪。」張經緯卸下塵世的價值觀,孑然一身地走他的電影路,不為其他,只為愛電影、愛人生。
如夢初醒,他把自己重新梳理一遍,開始思索:除了音樂,人生是否還有第二條路可以走?